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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在1740年坩埚制钢法发明之前 ，最先进的制钢技术
，是算中国古代创造的“灌钢 ”冶炼法 。

“灌钢”，又称“团钢
”。它是由生铁和熟铁合在一起冶炼得到的一种含碳量较高、且质地均匀的优质钢 ，(含碳量在0.05%～2.0%的铁称为钢)
。这种具有独创性的灌钢冶炼方法
，至少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发明了。除了那些无名英雄之外，从文献记载上 ，我们知道的这种先进技术的最初实践者
，就是北朝东魏 、北齐间(公元550年前后)的著名冶金家綦毋怀文 。

綦毋怀文是个讲究“道术”的人，在北齐的信州做过刺史
。他曾炼造出 一种“宿铁刀 ”。这“宿铁
” ，就是后世所说的“灌钢” 。《北史?艺术列传》里记录有他的这一发明创造
。书中记载说：

“怀文造宿铁刀
，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 ，数宿则成刚(钢)。以柔铁为刀脊，浴以五牲之溺
，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 。 ”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綦毋怀文制造有宿铁刀
。他的方法是 ，选用品位比较高的铁矿石
，冶炼出优质生铁，然后把液态生铁灌注到熟铁上 ，这样几度熔炼
，就成了钢了。钢炼成之后，他便以熟铁作刀背 ，用钢作刀锋
，并用动物的尿和油脂来淬火 。用这种方法制造的宿铁刀，能一下子砍断30多块叠放在一起的胄甲片
。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 ，綦毋怀文不仅最早实践了“灌钢
”冶炼法
，还创造了畜尿和油脂两种淬火介质，这是綦毋怀文在钢的热处理技术上的一大创新。在綦毋怀文之前 ，人们一般都用水作为淬火的介质，而綦毋怀文用牲畜尿和动物油脂作为冷却剂
，一方面扩大了淬火介质的使用范围;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 ，是可以获得不同的冷却速度
，从而得到不同性能的优质钢 。

灌钢法是我国古代炼钢技术上的卓越成就。它的发明和推广，对于增加钢的产量 ，改善兵器、农具和手工工具的质量
，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因此， 隋唐时期 ，这种方法受到了冶炼家的垂青;而到宋朝
，则流行于全国，并有所创新和完善 ，成为当时的主要炼钢方法。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
，除了记有当时的冶炼方法外，还首次提到“灌钢”一词 。他说：

“世间锻铁所谓钢铁者 ，用柔铁屈盘之，乃以生铁陷其间
，封泥炼之，锻令相入 ，谓之团钢
，亦谓之灌钢
。 ”

这话的意思是说：社会上所说的炼钢，就是在炼钢炉中 ，把熟铁屈绕成盘
，并将生铁片嵌在盘绕的熟铁条中间，然后用泥把炼钢炉密封起来烧炼。待炼成后取出来锻打 。用这种方法炼出来的钢 ，就称为团钢
，也叫灌钢
。

时至明代，这种灌钢的冶炼技术又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他所著的《天工开物》一书中 ，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灌钢工艺 。他说：

“凡钢铁炼法
，用熟铁打成薄片如指头阔，长寸半许 ，以铁片束包尖紧，生铁安置其上
，又用破草履盖其上，泥涂其底下
。洪炉鼓鞴(bèi) ，火力到时
，生钢先化，渗淋熟铁之中 ，两情投合。取出加锤
，再炼再锤，不一而足 。俗名团钢 ，亦曰灌钢者是也
。
”

宋应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炼钢的方法
，是先把熟铁打成像手指头那样宽，一寸半左右长的薄片 ，然后用熟铁片束包扎紧
，再将生铁放在扎紧的熟铁片上面。随后，盖上破草鞋(要用沾有泥土的 ，这样才不致于立即被烧毁)，另外
，在铁片底下还要涂上泥浆 。当这一切都做完之后，把它放进洪炉里 ，用劲鼓风
，达到需要的.温度时，生铁便先熔化成铁液 ，渗淋到下面的熟铁中
，两者便互相融合了。这时，就可取出锤打
。经过再炼再锤 ，反复多次
，才行。这样锤炼出来的钢，俗称团钢 ，也叫灌钢 。

我们不难发现
，明代灌钢的冶炼方法已跟宋代大不相同：人们不再用泥封炉，而改用涂泥的草鞋遮盖;不把生铁片嵌在盘绕的熟铁条中 ，而把生铁片覆盖在捆紧的熟铁片上
。这两种方法的改进是具有很大进步性的。正如杨宽先生在《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他们不用泥封而用涂泥草鞋来遮盖，一方面是使炼钢炉依然能够从空气中得到氧
，使生铁在还原气氛下熔化;一方面是使大部分火焰反射人炉内，以提高冶炼温度 。他们把熟铁打成薄片后夹紧捆住 ，无非使生铁的铁液能够准到若干熟铁薄片的夹缝中
，增加生铁和熟铁的接触面，使熟铁易于吸收生铁的铁液 ，能够使碳分均匀地渗入
。”

明代
，除了宋应星所记述的这一改进的灌钢技术外，还产生了一种新型的灌钢冶炼方法 ，这就是“苏钢 ”冶炼法。“苏钢
”是灌钢发展的高级阶段
，灌钢的优点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_@)-]

相传，“苏钢”是由江苏人发明的 ，所以称为“苏钢 ”
。它的冶炼方法
，明朝的唐顺之，在他所著的《武编?前编?铁》中有简略的记载 ，他说：“以生铁与熟铁并铸，待其极熟
，生铁欲流，则以生铁于熟铁上 ，擦而入之。”也就是说
，把生铁与熟铁放在一块冶炼，等到生铁熔化 ，铁汁欲流时
，则将生铁水擦入熟铁中，灌钢就炼成了 。

“苏铁
”冶炼法创造出来以后 ，曾在明末
、清代盛行一时
，直到近现代，还有冶炼家用这种方法炼钢 ，但方法又大大地进了一步
。它的具体操作要点是：

炼钢时
，先把没有经过锻打的熟铁(料铁)放到炉内，鼓风加热。两分钟后 ，用火钳钳住生铁的一端斜放在炉口内，继续鼓风
，使炉内温度不断升高 。当炉温升到1300℃左右的时候，斜搁在炉口内的生铁的一端开始熔化 ， 开始不断地滴铁水
，这时，炼钢工人便用大铁钳钳住生铁在炉外的一端 ，左右移动
，使铁水均匀地淋到熟铁上。同时，不停地翻动熟铁 ，使熟铁各部分都能均匀地吸收铁水
。淋完两次后
，便把熟铁夹到铁砧上锻打。去除杂质，就得到了需要的钢坯 ，俗称“钢团” 。

以上我们介绍了“灌钢 ”的不同操作工艺
，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都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
。正是由于他们的发明创造 ，使我国古代的炼钢技术自立于世界之林，为我们中华民族争得了荣誉。

大秦客卿是什么官职

吴仲超是建国以后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
，也是一位礼贤下士、关心博物馆事业的文物工作者 。

1927年秋， 吴仲超就读于上海法科大学（今华东政法大学前身） ，次年加入中国***
，后回乡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起先后在上海 、江苏等地工作
。抗战爆发后 ，吴仲超先后在中共多个抗日根据地任职
，为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建立江南东路游击根据地 ，开辟
、发展和巩固苏南解放区作出过重大贡献。

然而
，鲜为人知的是，在解放战争时期 ，特别是吴仲超出任中共华中分局秘书长、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
，他还为党和人民征集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物 。在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的著名学者阿英的日记当中，可见他的文物保护情结在战火年代已露端倪
。

阿英《敌后日记》第十六卷二月廿一日载：（罗密）庄有罗密寺 ，有雍正所建碑，庄当是以此得名者。在庄口择一屋俾云（钱晓云）等休息 。我去西头访（李）一氓同志
，遇吴秘书长
。据一氓同志云，华中局已决定余随华中局行动。询知此是华中局后方 ，由吴秘书长负责
，乃同去访秘书长 。

第十七卷载：晚饭前，同至吴秘书长处 ，即在彼处晚饭。彼告沂西南某庄
，系晋某王故城
。有古物甚多，有一翰林家复有不少古书 ，为日本人弄去
，现尚有不少明版本，亦有字画。

第十八卷五月十五日载：七时许始起身 ，吴秘书长警卫员云
，邻室有古书甚多 。急往视之，则皆日本书也 ，杂乱一地，当在万册以上
。旋曾达斋 、邹鲁山
、宋之的、匡亚明诸同志相继来
，与一氓兄漫谈。晚饭后，复与吴秘书长至达斋处 ，五月十九日载：在冷摊上买得日刊古铜陶磁器珂罗版明信片卅张
，归赠吴秘书长 。

阿英在解放战争时期所写《敌后日记》中频频出现的“吴秘书长
”正是吴仲超，足见他的文物保护情结由来已久
。

在大连开设“博古堂”征集文物

吴仲超不仅在解放战争时期注意搜罗 、征集文物 ，而且他还于1947年在东北大连开设过一家专门替公家征集文物的特殊字号。

1947年夏秋
，由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形势发展，以谭震林
、李一氓为首的一批中共华东局干部从山东威海渡海北撤到由苏联军队接管控制下的东北大连 ，吴仲超当时担任华东局北撤干部管理委员会秘书长 。大连为东北重要的出海口岸
，本世纪初相继为日、俄觊觎 、盘踞，长期以来既是前清遗老
、达官贵人以及日俄侨民等的聚居地 ，又是文物古玩的集散地
。日俄时期的关东厅博物馆（今旅顺博物馆前身）、满蒙资源馆（今大连自然博物馆前身）
，一定程度上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罗振玉也曾于1929至1940年间在大连度过了他亦研亦商（罗晚年曾在大连开设古玩店“墨缘堂 ”）的岁月 。日本投降以后，罗氏于1928年在旅顺扶桑町所建的大云书库遭苏军占用 ，大量书籍 、书画、铜器
、宋本枣木刻版和碑版拓本遭毁损
。

吴仲超平时非常留意散失在社会上的各类文物，以前打仗时就曾关照警卫人员认真照顾他转战各地悉心收集来的各种文物。当时大连解放在即
，官宦人家大量抛售古董文物，市面上流散文物汗牛充栋而失于管理 。过去 ，地下党组织经常利用古玩店进行革命活动。1928年5月
，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也是打扮成古玩商坐日本邮轮到大连，然后经过交通员关系乘南满铁路火车由满洲里出境 ，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
。根据此类经验
，吴仲超向组织汇报，提议在大连也开办一家古玩店 ，一来收购大量流散的文物
，二来可以作为隐蔽的地下党组织活动联络地点。于是，吴仲超通过曾在苏皖边区华中建设大学任教的韩同儒的关系 ，利用古玩行商马泽溥先生开设在今大连东方饭店附近的古玩铺“博古堂
”几间街面房子来实施这一计划 。1948年初
，博古堂古玩店正式成立，为了探听各方面的消息情报 ，店内一隅还办了个茶社作为耳目
。当时店堂经理为随吴仲超北渡 、从前共同在苏北和鲁南的战友曾达斋，副经理为马泽溥和韩同儒
，工作人员共有8名，实际鉴定取舍业务工作由马泽溥负责。马泽溥（1894-1976）是北京人 ，长期从事古玩业
，擅长陶瓷器的鉴定，1936年他和外甥陈德舜到大连开设古玩店 ，经常来往于大连与北京之间进行古玩买卖 。

其时我党在大连另外还设有一家半公开性质的“同利公司”
，以此作掩护负责为我中共东北局提供活动经费
。于是，博古堂名义上作为其下属商号 ，其实归同利公司领导
，包括收购文物经费也由同利公司负责拨款，并规定只从事收购而不参与拍卖和出售事宜。

战争年代办文物展览

1949年春 ，随着辽沈战役后大连的彻底解放和平津
、淮海两大战役的节节胜利
，原北上大连的中共华东局同志因解放战争的革命形势发展需要，纷纷南下投入到迎接新中国解放的新的斗争中去 ，吴仲超等一批北撤大连干部因此从辽东半岛的旅顺渡海（渤海）重新回到胶东半岛的山东开展革命工作 。吴仲超担任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，期间
，山东文物的征集、保管工作井井有条，成绩斐然
。同年初 ，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济南大明湖畔的省立图书馆举办古代文物展览会
，展出古代书画320多幅 、善本古籍30种
、三代秦汉青铜器30余件、宋元明清历代陶瓷器250余件 、古玉器100余件
、历代钱币300余枚、甲骨数匣。举办如此大规模的文物陈列展示，这在当时战争年代尚属首次 。

为了继续在辽东征集文物 ，南下山东之前
，吴仲超特地指示马泽溥照旧在大连收购文物
。马泽溥受此重托，便仍留守大连从事文物征集工作 ，直至1951年才结束营业。在开办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
，博古堂共为国家收购了200多箱各类文物，计有三代青铜器 、宋代均窑
、龙泉窑瓷器、日本字画 、金银器皿、木器
、翡翠炉等 。其中一部分藏品后来转交山东省博物馆保管 ，另一部分则拨交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

吴仲超调往上海任中共华东局秘书长后
，马泽溥、陈德舜则由兼任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的吴仲超介绍来上海，担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陶瓷鉴定工作 ，并协助海关查扣了许多国家明令禁止出口的珍贵文物
。1949年底，马泽溥受主任委员李亚农 、副主任委员徐森玉的委托去苏北淮安
，接收吴仲超等前存文物共计49箱，并采购了一批玉
、石、陶瓷 、漆器文物装船由大运河运回上海。据曾参与在沪接收保管入库工作的已故上海博物馆老专家夏玉琛先生回忆 ，这49箱2853件来自淮安的文物
，成为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初接收的第一批大宗文物 。

在吴仲超的提携栽培下，马泽溥从一名有正义感的古玩商发展为对文物博物馆事业
、特别是新中国上海文物博物馆事业作出贡献的功臣 ，因此其事迹被记载到1997年出版的《上海文物博物馆志》第四编第一章的“人物传略 ”当中；又因为他在建国初期向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捐赠文物
，他的大名至今被铭刻在上海博物馆大堂一壁的文物捐赠者名单上
。

建国前的上海市立博物馆馆长、建国后致力于上海博物馆创设并出任首任副馆长（时无正馆长）的先秦史专家杨宽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赴美撰写的自传《历史急流中的动荡和曲折》中也深有感触地追忆道：“为了完成这个创建上海博物馆的工作 ，……我们的陈列品中
，青铜器 、陶瓷器和绘画最多，因而需要特别加强这方面的学习。我们在学习中 ，不但重视各种门类的专家们的研究成果
，也还重视过去古董商们长期累积的鉴别古物的经验 。古董商的鉴别经验原是为了赚钱，在鉴别古物时特别注意市场价格的高低 ，这样的鉴别对于我们收购文物工作是很有用处的
。当时我们会（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有一位瓷器专家马泽溥，原是古董商出身
，对于鉴别明清两代各个时期的景德镇瓷器有丰富的经验，我们就请他选出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 ，明确指出鉴别的特点以及市场价格
，我也常去认真听讲的，因为我们正缺乏这方面鉴别经验。
”

建国后首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正因为吴仲超在文物征集
、保护领域作出了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卓越贡献 ，因而上海解放以后的1949年9月
，他在出任中共华东局副秘书长、中共华东局党校副校长等职同时，还被聘为由李亚农任主任委员 、徐森玉任副主任委员的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首届委员 。1954年冬 ，吴仲超因中共华东局撤消而到故宫博物院主持院务工作
，后又一度担任文化部部长助理一职
。调任故宫博物院后，他长期担任院长兼党委书记职务。在任期间 ，他更加尊重知识
，尊重与爱护广大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 。

他曾风趣地说：“保护专家要像保护稀有动物熊猫一样
。”当代书法家启功先生为此而有“大熊猫 ”之喻——这是曾经在京城流传甚广的一桩传闻。据说启功先生因来访者不断而不胜其烦，遂以身体欠安为由婉拒登门造访不速之客 ，并以其一贯的幽默风格张字门外壁间：“大熊猫病了，谢绝参观！
”来者见此闭门谢客字条
，会心一笑，知趣告退 ，不再入室打扰 。这笑话煞有介事
，令人信以为真。但据启功解释，此与事实略有出入 ，诚不足为外人道并望辟谣
。他说：“其实我写的是这么四句话：‘启功冬眠
，谢绝参观。敲门推户，罚一元钱 。’字条在门上只贴了一天 ，就被人揭走了
，从此，来‘参观’的人更多了
。”另据启功介绍 ，关于“大熊猫 ”的掌故渊源有自并由来已久而有所本。1954年
，吴仲超初来故宫即以高薪（当时实行实物制分配方式）从国家文物局文物处挖掘人才，将任业务秘书且有书画鉴定技能
、曾于解放初被聘为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特约顾问的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聘为故宫书画研究部研究员 。当时有人觉得这一标准定得太高了 ，吴仲超闻讯便语重心长地耐心解释说：“你们别往下降低标准了
。这些人都是稀有生物，懂得古书画鉴定
，博物院很需要这种人。”有个朋友因此跟启功开玩笑说：“吴院长说老徐是稀有生物，那不成了大熊猫了吗？
”后来启功生病 ，也就有好心人怕他应酬过多而影响休息
，遂借题发挥专门在他家门上贴了张便条：“‘大熊猫’病了，谢绝参观！”人们因此以讹传讹 ，竟然谬传为启功自己写的 。启功先生后来谦虚地说：“我还有自知之明
，哪敢自称国宝呢？ ”由此可见，当初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对于有一技之长的人 ，不论其身份、资历如何
，都给予很高的地位和必要的尊重
。

在故宫博物院时，吴仲超常说 ，故宫需要一大批专家与业务骨干
，否则这么大的博物院是办不好，办不下去的。为此 ，他对学有专长的专家特别尊重，既委以重任
，又充分信任予以支持，使专家们能放开手脚施展才能 。他从院外特地调来了从前长期在北京琉璃厂古董店从事古玩经营的原“悦古斋
”学徒刘九庵（1915年-1999年） 、东四“敦华斋”业主孙瀛州（1894年-1968年）、学徒耿宝昌等一批在鉴定书画
、陶瓷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特殊人才 ，使他们在故宫文物整理和鉴定工作中发挥一技之长
，并在待遇、职称等方面予以相应的照顾倾斜，调动其工作积极性 ，使之边鉴定边传授
，把鉴定经验教授给青年人，进而使事业后继有人 ，故宫可持续发展
。譬如对于鉴定元明瓷器有相当高成就的孙瀛州调来故宫不久即被破格提升为助理研究员。而吴仲超这些发现人才 、发掘人才和使用人才的思路
、经验
，显然来源于他在大连扶植博古堂并结识马泽溥时期；他之所以敢于不拘一格降人才，任用孙瀛州、耿宝昌 ，也与他们跟马泽溥早年在古玩经营上过从甚密及马的荐举不无关系 。如今
，健在的徐邦达 、耿宝昌先生早已成了古书画和古陶瓷学鉴定界硕果仅存
、一言九鼎的专家了。

吴仲超在他兼任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期间的1950年及后来的1952年，曾经两度捐赠文物供上海博物馆累积藏品
。病危期间 ，他嘱咐将自己的存款留给自己曾长期工作的故宫博物院作为科研奖励基金。在吴仲超的故里——上海浦东南汇博物馆中，人们也能瞻仰他家属捐赠的吴仲超的遗物
，以此深切缅怀这位长期从事文物、博物馆事业的老前辈的亮节高风 。

是非秦国人在秦国的高级官员
。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请其他诸侯国的人来秦国做官 ，其位为卿
，而以客礼待之，故称。是高级官员 ，爵位为左庶长 。

后亦泛指在本国做官的外国人
。那个时期秦国客卿与东方诸国客卿都是享有较高地位的政治群体。

秦国知名的客卿有商鞅 、张仪
、吕不韦等 。

扩展资料：

秦国的客卿在春秋战国时期最为典型
，重用外来人才是秦国政治的一大特征
。

关于这一点古代学者就有所论述，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卷二“秦用他国人 ”中就说：“（秦）卒之所以兼天下者 ，诸人之力也。
”

意思是：秦国军队之所以能吞并各国夺得天下
，各国众人都出了力 。

清人洪亮吉在《更生斋文甲二》中也认为：“春秋时列国皆用同姓，唯秦不然
。”?

意思是：春秋时期列国重用的都是同性宗族 ，只有秦国不是。

当然春秋时期晋国、齐国也是重用异姓卿族的
，而秦国也有公族出将入相的，但是客卿对秦国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

据杨宽先生考证 ，战国时期秦国的主要封君中，绝大部分都是有功的客卿
，比如商鞅被封于商，范雎被封为应侯 ，吕不韦被封为文信侯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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