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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是古人心目中的一种瑞兽,有祥瑞之兆。《符瑞志》载:“鹿为纯善禄兽,王者孝则白鹿见,王者明,惠及下,亦见。”因此古代玉器中鹿纹图案较多,造型亦千姿百态,丰富多彩 。它们或卧,或立,或奔跑于山间绿野,或漫步于林间树下,皆秀美生动、典雅可爱。尤其是唐宋以后,古人借鹿与禄之谐音,以象征福禄常在,官运亨通,应用更加广泛。随着朝代的更替,人们审美意识的不断变化,以及琢玉工艺的进步 、提高,玉器上鹿的形象日渐丰满完美,画面内涵也更加丰富,充分表达了人们向往美好、吉祥之意趣。对历代鹿纹图案进行探讨和研究,既可以使我们了解鹿纹的发展、演变过程,也可以为包括古玉在内的鉴定 、断代提供一个依据 。
玉器中最早出现鹿纹是在商代,以后各代屡有发展变化,各具时代特征,其造型丰富多彩,寓意吉祥,应用广泛,既是深受国人喜爱的装饰纹样,更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本文简要介绍了历代玉器中鹿纹的造型特点及其演变。
从目前考古资料看,史前玉器中动物纹较为少见,仅在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中发现了一些形制简单的动物形象,如龟、鱼等 。直至商代晚期,玉器上的动物造型才逐渐丰富起来,张口露齿的虎,缩头缩尾的龟,温静可爱的鹿,虽然形象拙朴,但线条简洁生动,反映了当时的琢玉技术已经能够在坚硬的玉器上雕琢出复杂的动物形象。
造型模式化是商代玉器上鹿纹的重要特点。这一时期的玉鹿造型简单,以片状体居多,圆雕器物少,最大的8厘米左右,一般在3~4厘米,常呈短腿直立回首状 。琢玉工匠刻意突出鹿角、耳以及眼睛,其它部位则一带而过,仅具其形。如鹿角主要有以下几种:一种没有角,一种为三歧形角,另有一种是双角对分,或对称或不对称。眼睛可分为小圆眼、臣字眼 、菱形眼、橄榄形眼等,而且大都是由阴线刻画而成 。躯体上多无纹饰,有的只有几条阴刻线作为分界线,把躯体和四肢分开。穿孔多在颈部、臀部,可供佩戴。1991年山东滕县前掌大商代墓葬出土的玉鹿,高5.4厘米,宽4.3厘米,厚0.5厘米 。两面平雕,纹饰相同,两角枝杈突出,作回首状,翘首圆眼,上下颌 、鼻、嘴分明,颈间有涡纹,圆臀小尾,后腿略弯,颈间有一穿孔,兼具写实、夸张之美。
周代玉鹿也多为片状,光素无纹,仅有几条简洁的轮廓线,一般比商代的略大。有回首 、前视、伏卧、站立等各种造型,气宇昂然,姿态优美,刀锋爽健,磨工细腻。鹿大耳 、大眼,角的分杈像小树一样直立头顶,有对称、不对称两种,其中不对称的长角相对较多 。足粗蹄大,大多是半蹄状,整个躯体显得较肥壮。但其身体与树形长角相比,常有头重脚轻的感觉。穿孔也多在颈部、臀部 。1974年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出土两只玉鹿,一昂首前视,一回首顾盼,皆纹饰简洁,形态逼真,栩栩如生。同时有很多周代的玉鹿表面光洁度非常强,像水银一样,被称为“水银光”。
春秋 、战国是中国古代玉器发展的高峰时期,玉雕艺术光辉灿烂 ,镂空、浮雕等手法已普遍应用 。带有政治、道德与迷信色彩的成组配列玉器在当时极为盛行,称为组玉,玉璧、玉环 、玉龙、玉璜、玉管等皆成为组玉的一部分。由于“君子比德于玉 ”之说,当时的佩玉特别发达 ,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大量的龙 、凤、虎形玉佩,造型呈富有动态美的S形,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
春秋玉器是西周玉器的继续和发展 ,独特的双阴线工艺及"形中有形"的装饰手法,在春秋早期玉器中极为流行,可谓春秋早期玉器的一大特色 。而战国玉器较之春秋玉器品种则更加丰富 ,它突破了春秋时期多以小件为主的装饰玉、葬玉等,出现了大型的玉磺 、出廓玉壁、龙形佩、带钩等;工艺也更加精细,玲咙剔透 ,并多以楼空 、浅浮雕的技法、巧妙的构思和独特的造型见长;装饰更加多变,不但有谷纹、云纹等几何纹,还出现了螺璃纹 、花叶纹及描写自然生活的图纹。同时 ,战国玉器作品中的神兽造型,均饱含着一种紧张的气势,大大增强了内在的精神韵律,充分显示了战国时期各路诸侯躇踌满志、意欲争霸的凌云气概。其中举世瞩目的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龙凤纹佩 ,更是战国早期玉器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可以说战国玉器工艺的精细程度,在中国玉器史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战国时期的玉鹿可以分为立式、跪式两种,其中立式较多,造型简练逼真。与西周的玉鹿相比,有以下特点:1、以单角者多见,出现了分杈大独角,枝杈后弯到臀部,角枝比西周粗壮。2 、足部结构明显,特别是蹄尖近似牛蹄 。3、眼形最具代表性的是一种眼梢向上挑的圆眼,是采用斜挖压磨的技法雕刻的,这种方法使眼珠凸出,很有神采,为战国时期独有的典型特点。4、颈部细长,常用短细的阴线表现细毛,身体较前代稍瘦,显得瘦长而苗条,躯体上出现了小的圆圈纹,纹饰较前代更加写意化。战国晚期出现了新的造型——奔鹿,这是鹿纹演变的一个转折点 。这种经过刻意美化的奔鹿,姿态生动,清新活泼,一改前代呆板的程式化造型,为后来的玉鹿装饰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玉器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它一改商周王作那种简单古朴的风貌,创制了一大批造型 、图纹及工艺风格都为之一新的艺术珍品 ,为我国玉文化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然而长期以来,在古玉的鉴定和研究领域,人们总是习惯地把春秋与战国时期的玉器 ,统称为春秋战国玉器,将其艺术风格,合并称为春秋战国玉作风格。近年来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新资料的不断丰富,从而使我们对春秋与战国时期的玉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通过认真观察对比 ,我们不难发现,春秋与战国玉器在工艺和装饰等方面,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
一、春秋玉器:
由考古资料可知,春秋玉器是西周玉器的继续和发展。早期仍善用双阴线来刻划图纹 ,在装饰上则进一步强化了西周晚期出现的在某一造型内雕琢单一的或相互交缠同体的龙纹图样,从而使细小变形且纠集在一起的众多龙纹,经常出现在主体造型内 ,同时布局繁密,几乎不留余地。如河南光山县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的玉虎,其造型为扁平体的虎形 ,低首拱背,曲肢卷尾 。虽说此虎神态有些呆板,无有太强的动感 ,但虎身上的装饰却格外引人注目。它除了在腹部、腮部 、双肢列有少许几何纹外,通体满饰变形的龙纹,上下交错 ,左右呼应。这种独特的双阴线工艺及"形中有形"的装饰手法,在春秋早期玉器中极为流行,可谓春秋早期玉器的一大特色。
春秋中期以后,这种繁密的阴刻装饰线纹逐渐变得稀疏 ,并多以较宽的斜刀进行雕琢 。到了晚期,线刻工艺逐渐减少,代之而兴的是去地隐起的浅浮雕技法的盛行。如山西太原金胜村晋卿赵氏墓出土的玉磺、玉佩等 ,不但工艺精细,琢磨光润,而且由于采用了浅浮雕的工艺技法和更加抽象简化的龙纹图案 ,所以使繁密的画面,通过高低起伏和有序的布局,更富有一种寓意深远的立体效果 ,增加了一定的神秘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春秋时期流行的寄生于造型内的繁密且抽象的龙纹装饰,随着人们审美意识和文化观念的改变 ,逐渐消失 。正如吴棠海先生在《认识古玉》中所说: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盛行的胆龙纹眼睛退化,解体成云、谷相杂纹,并逐渐发展为谷纹 、蒲纹、乳钉纹等工整规律的几何纹样。这里我们暂不讨论战国玉器中常见的云纹、谷纹是否是由春秋时的龙纹演变而来,只是可以肯定地说 ,春秋玉器画面上盛行装饰的繁密细小的龙纹图样,在战国时已不可出现(特别是在战国中期以后)。尽管目前战国墓中仍有类似玉器出土,笔者认为 ,它应是春秋时期(或战国早期)的遗物 。因为艺术是一定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和缩写,所以,它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审美情趣 、意识观念的改变,其风格也必定会推陈出新。也就是说,不同的社会时尚 ,必定会产生造就不同的艺术风格。玉器如此,其它工艺美术品亦如此 。
二、战国玉器:
由于战国时期社会的变革、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儒家赋予玉的种种道德文化内涵,所以使得战国时期的王公贵族 ,皆以佩玉为时尚。从目前考古资料可知,战国玉器较之春秋玉器品种更加丰富,它突破了春秋时期多以小件为主的装饰玉、葬玉等,出现了大型的玉磺 、出廓玉壁、龙形佩、带钩等;工艺更加精细 ,玲咙剔透,并多以楼空 、浅浮雕的技法、巧妙的构思和独特的造型见长;装饰更加多变,不但有谷纹、云纹等几何纹 ,还出现了螺璃纹 、花叶纹及描写自然生活的图纹。同时战国玉器作品中的神兽造型,均饱含着一种紧张的气势,大大增强了内在的精神韵律 ,充分显示了战国时期各路诸侯躇踌满志、意欲争霸的凌云气概 。
战国早期玉器以山东鲁国故城和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玉器为代表。其工艺较前复杂,造型亦渐舒展,器体边角尖锐利落 ,特别是回首挺胸的龙凤形象也开始展示出了一定的动感。装饰图纹则多为较密集的去地隐起的谷纹、卷云纹等。有的谷纹周缘还刻划出一条阴线,甚至使之勾连 。此时浅浮雕玉器去地并不彻底,多沿图纹而碾磨 ,因此产生了一种时隐时现 、变化多佯的艺术效果。其中举世瞩目的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龙凤纹佩,更是战国早期玉器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该佩玉料细润,工艺精湛,通体长达48厘米 ,用5块玉料琢制而成 。器面分别雕琢有龙、凤、璃等,并间饰几何纹。同时集阴刻 、浮雕、镂空、接榫、碾磨于一器,工艺复杂 ,难度极大,体现了战国早期高度的治玉水平。
战国中晚期,玉器工艺经过不断地发展 ,越发呈现出一派辉煌的景象 。此时玉料选择更加严格,洁白温润的和田玉比供较前增多。治玉工艺更加成熟,而且由于普近采用了金属类工具 ,所以战国玉器较之早期造型规矩整洁,器物边角犀利见锋,纹饰线条干净利落 ,决无拖泥带水之处。无论是浅浮雕 、透雕,还是阴线刻划,均琢制得精益求精 。特别是那张口挺胸、大幅度地扭动躯体的龙凤造型,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刚健遭劲、勇往直前的气势和力度。如我们常见的镂空龙形佩 、出廓玉壁和各式玉佩等 ,那细润的质地、新颖的造型设计、滴水不漏细致入微的雕工以及巧妙灵透的镂空 、充满活力的线条和通体生辉的光泽,无不让人拍手叫绝,叹为观止。可以说战国玉器工艺的精细程度 ,在中国玉器史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
三、春秋战国玉器的区别:
春秋战国玉器在500多年的发展变化中日益进步,并呈现出了不同的艺术风貌。当然这种艺术风貌决不会是随着历史年代的划分而断然隔开的,比如战国早期的玉器依然遗留有春秋晚期玉器的风格 ,甚至有些作品十分相似,难以区别。但是当新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时尚一旦稳定之后,在整个艺术创作上便会出现一种潮流、一种趋势。这种潮流和趋势所造就的艺术特色 ,就是我们在鉴定中一定要掌握的最基本的东西 。下面我们试从三个方面谈谈春秋与战国玉器的区别。
1 、工艺:在制作工艺上,春秋玉器无论是造型、线条还是碾磨均显得较为浑圆。战国玉器则棱角刚劲明确,线条清晰利落 ,同时镂空技法的使用较春秋更加普遍,并且技艺格外精湛细致,就连楼空之外的内壁也琢磨的光洁明亮,一丝不苟 。
2、装饰:春秋玉器善用众多的抽象变形 、肢解整体的龙纹充填器物画面 ,从而显得繁密不透气,粗看似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模糊感。战国玉器装饰图纹较为稀疏,常见的谷纹、云纹、勾连云纹、"S"形纹 、绞丝纹等 ,线条舒展流畅,工艺精细入微,主纹、地纹均清晰可见 ,观后使人赏心悦目。
3、神韵:鉴定古代玉器,除了要掌握它的时代风格特征 、工艺及装饰手法外,更重要的还应当细心体会其内在的神韵 。就整体而言 ,春秋玉器在造型、构图、动态变化等方面较之战国玉器则显得神气不足,平静而呆板。战国玉器无论器面 、边角或是布局,设计得当 ,通体皆灵,充满了强烈的动感和勃勃的生机。其实这种奋发的气势和艺术的活力,也是战国时代的精神所在,战国人的气质、思想、文化使然 。
的本色没有区别 ,粗心的人,有时会对铭文视而不见。但是,从春秋时期错金银工艺兴起后 ,人们在铜器上用黄金错成铭文,这样,铭文就熠熠生辉 ,人们一见到青铜器,金光闪动的铭文,就抢先进入你的眼睛 ,尤其是,青铜器经过地下千年埋藏,其表面已变成深颜色的“绿漆古”或“黑漆古” ,而金错铭文,则数千年光辉丝毫不减,这样,它们就好象夏夜深蓝色天空闪烁的星星 ,非常美观!
目前我们能见到最早的错金银青铜器,就是一件错金铭文的栾书罐,是春秋中期的 ,器高四八.四公分,素面,颈至肩下 ,有金错铭文五行共四十字。铭文大意是:在正月季春,栾书作此器,用以祭祀祖先 ,希望长寿,子孙永宝用 。栾书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大臣,卒于公元前五七三年。目前 ,我们尚未见到过比此更早的错金青铜器。
自公元前六世纪金错铭文开了个头,从此之后,竞相仿效,风行了近一千年 ,其高峰期是春秋后期至汉代。
金银错本身是一种装饰工艺,为了追求装饰美,铭文从此发生了变化 ,铭文的位置,从器内移于器表,并刻意进行经营 。金错铭文一般使用各种美术字 ,其中用得最多的,是吴越鸟虫书。
鸟虫书又名虫书 、鸟篆、鸟籀,是篆书中的花体 ,往往用虫鸟组成笔画,似书似画,饶有情趣。金错鸟虫书铭文 ,在春秋至战国早期,多用于兵器上,秦汉则见于壶等容器上,如上海博物藏金银错鸟篆纹铜壶和河北省满城西汉墓出土的金错鸟篆纹铜壶 。
有些青铜器金错铭文 ,虽然不是鸟虫书,但也有图案化、艺术化的倾向。如一九五七年安徽寿县出土的战国金错鄂君启节,上有金错铭文三一二字 ,字体似草叶篆,线条劲细飘逸,横竖笔划交叉处 ,常常以圆点装饰,好似点点明星,散落于字里行间 ,非常美观。
2 、几何纹图案:
金银错青铜器多用几何纹装饰,其中尤其以几何云纹最多见 。
金银错几何云纹,与以往青铜器的几何云纹不同 ,其主要特点是,它既有几何图案所固有的严谨规则构成的骨法,而又在规则中求变化。如多使用细而匀称的云纹涡线,而旋转的细涡线之间 ,是用较宽的面来联结,这种纹饰富有节奏感和律动美,显得格外清新和活泼。几何图案的创新 ,是战国秦汉金银错工艺一个突出的艺术成就 。
此外,几何图案,还有菱纹、三角纹、雷纹、勾连纹等 ,但都不是主要纹饰。
3 、动物纹、狩猎纹以及各种动物造型的青铜器上的眼、眉 、鼻、嘴、爪 、毛、羽的描画等。
四、器类及其代表作品
1 、兵器:
春秋后期至战国秦汉,青铜兵器上,广泛地使用了金银错工艺 。
春秋至战国早期金银错兵器的主要特点 ,是金错铭文。铭文字体以鸟篆文最多见。
戈上的金错铭文,一般在戈面的胡和援,在胡部的 ,如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的宋公戈,传为一九三六年安徽寿县出土,戈长二二.三公分,胡长九.七公分。胡部有金光闪闪的鸟篆铭文:“宋公 之(造)戈” 。宋景公名 ,公元前五一六年即位。该戈的内部,还有金错变形兽纹一组。又如上海博物馆藏春秋后期蔡公子加戈 ,胡部有金错鸟篆文六字 ,内部还有金错双钩线 。还有的戈铭在援至胡部,如山西省博物馆藏的王子戈,戈的援至胡金错鸟篆文王子于之用戈。王子于可能是春秋时期的吴王僚。
剑上的金错铭文 ,一般在剑面上,个别错剑脊上 。如安徽省博物馆藏蔡侯产剑,一九五九年安徽淮南出土 ,剑面金错鸟篆铭文蔡侯产作畏剑。湖北江陵望山麓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在近格处剑面,金错鸟篆?quot;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八字。
矛上也有金错铭文 。如一九八三年湖北马山楚墓出土一件吴王夫差矛 ,矛的基部有金错铭文二行八字,记器为吴王夫差自作。
战国秦汉流行佩剑和佩刀,如《后汉书·舆服志》记载汉代官吏的佩刀制度:“佩刀,乘舆黄金通身貂错……诸侯王黄金错 ”。这种用黄金错的佩刀 ,当时叫“金错刀” 。如东汉张衡的《四愁诗》中,有“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之句。谢承《后汉书》也记载有:“诒赐应奉金错把刀 ”。但考古发现秦汉的金错刀、剑 ,多为铁兵器,只是戈、矛等则用金银错铜尊 、铜敦。此外,战国、秦、汉的铜弩机、承弓器等 ,也有金错铭文和几何云纹的 。如长沙马王堆二号汉墓和河北满城汉墓均出过此种器物。
2 、车马器:
战国秦汉皇室、王室和各高级官吏的车子的铜构件,常常金银错几何纹饰。《后汉书·舆服志》记载,汉代太皇太后、皇太后的车子 ,“云纹画辀 、黄金涂五末” 。五末是指车子辕的头端、衡的两端以及轴两端的辔。《说文解字》:“错,金涂也”,“黄金涂五末 ”就是五末均金错纹饰。《后汉书》的记载 ,得到了考古发掘的证实,战国秦汉墓中,出土了数以百计的金错五末:辔、辕首 、衡末端铜冒 。
在考古发现数以百计的金银错铜车马器中,我要特别介绍一件车伞铤 ,该铤是一九六五年河北定县三盘山汉墓出土的,长二六.四公分,直径三.五公分。铤面金银错狩猎纹。纹饰内容极其丰富 ,场面生动、紧张、激烈,声势浩大,它既描绘了大自然之美 ,又反映汉代人们的狩猎活动,它是我国青铜金银错工艺宝库中的一颗灿烂明珠!
3 、日常生活用器及其它:
春秋时期,金银错的日常生活用器罕见 。但到了战国秦汉时期 ,则广泛流行,许多贵族用的高级日用青铜器,都披上了金银错的美丽外衣 ,目前考古发现的有:鼎、尊、壶 、杯、豆、舟、盆 、盘、盂、耳杯 、匕、罍、勺 、灯、熏炉、镜 、带钩、骰子、案 、符、节、纽钟、虎子 、镇、尺、杖首 、器座、屏风插座,以及各种陈设艺术品等,总之,战国秦汉时期的金银错青铜器 ,已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
目前考古发现了大量战国秦汉金银错青铜器,其中有许许多多的精品:战国时期的,有一九六五年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的错金云纹豆 ,一九七七年河北平山中山王墓的有翼神兽、龙凤方案 、虎噬鹿器座。一九六六年陕西咸阳出土的云纹鼎,一九七九年河南洛阳小屯村出土的卷云纹四瓣团花纹鼎,一九六五年江苏涟水三里墩出土的云纹牺尊 ,陕西汉中出土的云纹羊形盂,一九六六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云纹壶,一九七二年广东肇庆出土的流云纹罍 ,一九五五年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的云纹舟,一九七三年河南洛阳中州路出土的云纹承弓器,湖南长沙市出土的云纹带钩 ,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几何勾连纹壶和狩猎纹铜镜,一九五四年四川昭化出土的犀牛带钩,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云纹豆形灯和虎子,一九七七年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出土的龙兽杖首 ,一九五八年安徽寿县出土的卧牛和鄂君启节,一九七三年陕西西安门出土的杜虎符;秦代的有山东临城出土的阳陵虎符,一九七七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园出土的乐府钟;汉代的有一九六八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蟠龙纹壶、鸟篆纹壶、乳丁纹壶 、朱雀衔环杯、博北炉、梅花纹豹镇 、铜骰;上海博物馆藏的鸟篆纹壶 ,一九六四年陕西西安出土的勾连纹铜钫,一九六五年河北定县出土的车伞铤,一九八○年江苏邗江出土的牛灯 ,一九五○年四川出土的四神带钩,一九七○年江苏徐州出土的云龙纹尊,一九六三年陕西兴平出土的云纹犀尊 ,一九八三年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虎节、带托铜镜、伞柄箍等 。由于战国秦汉金银错青铜器精品太多,像数天上的星星一样,数都数不过来 ,我们只能选出上述小部分代表作品介绍给读者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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